1964年5月，北京已经有些闷热。东单北极阁三条一间不大的书房里，50岁的李莎按下钢笔，申请书一页页摊在桌面，墨迹微微发亮。 这并非普通文书。放弃祖国、改换国籍，意味着切断回俄的最后通道。她想起母亲絮叨的伏尔加小麦香，心头抽了一下，却没有停笔。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。1961年底，边境气氛骤冷，外事口来函要求清查“可疑外籍人员”。李立三夫妇的名字，被一些人写进了报告。 李立三挡在妻子前面：“她同甘共苦二十多年，不是局外人。”同屋的老友悄声劝他离婚以自保，他只回了一句，“不干。”话不多，却掷地有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