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盛夏的一个傍晚，南京玄武湖边的热浪还没散去，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王勋推开家门，鞋底粘着尘土。妻子徐寄萍瞧见他手里那只写着“中央办公厅”字样的牛皮纸袋，眉头瞬间挑起。这一次，他从北京开完会回来，比预定时间早了整整两天，行李里除了公文包还多了几样北京特产。 王勋把礼物摆上桌，眯眼笑着，仿佛长途奔波的疲倦被瞬间洗净。徐寄萍盯着桌角那盒稻香村点心，话锋却直奔主题：“听说这次会议规格不低，你们部门的人真见到毛主席了？”短短一句，把屋里的风扇声都压住。王勋对着妻子比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，嘴角却压

1966年8月的一天，北京近郊秋雨初歇，67岁的董其武伏案写下一份辞呈。信纸不长，他只说身体抱恙、思归故里，末尾却郑重写出“请中央批准”六个字。信封经军区、总政层层转递，很快放到了中南海的案头。毛主席阅后，提笔批示：“同意离职，待遇不变，接到北京来。”数语如山，董其武的军旅生涯就此翻开了新页。 消息传到北京军区司令部，警卫员悄悄告诉老上将：“主席让您就在首都休养，别回绥远了。”董其武沉默片刻，只轻轻说了句：“党的厚爱，我铭记。”在不少人眼里，这位早年活跃在晋绥大漠上的铁汉，似乎总带着几分复杂：